为什么要让秦桧“站起来”

　　10月22日，艺术家金锋为秦桧夫妇塑造的站像，在上海一家艺术馆展出，作品名称叫做《跪了492年，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》。据了解，金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秦桧塑站像的人。（据10月23日《新京报》）笔者认为，通过出乎常识的艺术表现，让秦桧“站起来”，意味着对其作为“人”的尊重；这并不是要为他“平反”，而是现代个体尊严、人权观念进步所进行的历史关照和必要的追溯：对历史个体人物的尊重，是现代人权实现的必然一部分，不可想象我们只尊重今人的尊严，而罔顾历史人物形象的基本权利，即使他们曾经是国家民族的有罪者。

　　让秦桧“站起来”，并非对其行为的宽容。忠臣义士“清名史上书”，奸佞小人则“遗臭万年”，以“春秋笔法”褒贬历史人物，永远不放过秦桧这样的历史罪人，在历史戏说、娱乐化的时代风气下，反而是仍要继承的传统。对于没有宗教审判意识的中国人来说，历史道德审判让那些职位高者，意识到“责任也大”，尤其是能上史书的人物，保持对“身后骂名”的警醒，在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受到较大的道德压力，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。这种道德褒贬的传统，能够起到一定维护历史正义的作用。

　　但是，传统历史审判一般在史书上实现和传承，让秦桧夫妇等奸邪“额外”在忠良岳飞坟墓前保持几百年跪姿，却是具有“中国传统特色”的人物道德审判传统的极端之举。具体历史情境中政治人物关涉民生、国家兴亡的行为，黑白分明的道德评价很难全部解析，用君子与小人、忠良与奸邪的脸谱化二元划分，更谈不上完整的历史判断和人物评价。我们至今都很难在“君心难测”帝王独裁的政治博弈中，准确断定秦桧到底要为岳飞旷古历史悲剧负多大责任。让秦桧等人“跪”到岳飞坟墓前，显然是没有多少历史根据和为帝王讳的粗暴简单之举。秦桧被“选中”成了历史上奸邪的典型人物，他的跪像遭受的唾弃，其实承载了人们对历史上无数“秦桧们”的愤怒。但是，让其在史书上留下骂名后再保持跪姿几百年，却表明了道德审判不仅会流于简单的义愤，更会造成历史人物形象的侮辱和伤害。人的名声可以由历史裁决，其形象的尊严却不应随意由后人处置，历史的正义同样不应通过任何形式的人格形象侮辱来实现，让秦桧“站起来”，他的罪恶与名声不会因此改变，但是，“直立着”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审判，是今天的我们应该给予历史人物的基本尊严和权利。

　　历史决不仅仅是君子忠良与小人奸邪的角力，岳飞的悲剧也不是秦桧简单作恶的结果。当“奸邪代表”的秦桧跪向“忠良代表”的岳飞，让一代代人获得道德的泄愤，复杂的历史悲剧却在历史道德图景中简化：历史变成了道德的冲突，历史的悲剧似乎都是奸邪小人们的恶作剧；历史情境中的人物无奈被忽略，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更无人思考，一代代的政治文明也就并不因为道德的审判和义愤而有多少进步。所以，在秦桧“跪”向岳飞后，国家羸弱和英雄惨死的故事继续发生，袁崇焕的结局比岳飞更惨，清军的扬州三日比元军的屠杀更甚至，而后世的吴三桂、奕山、汪精卫比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　　让秦桧“站起来”，其实也是让普通人在道德义愤之外，超越传统的历史道德图景，看到更加复杂的历史政治文明、社会制度缺陷和独裁政治下的人生无奈，这些内容的认识才能促进历史进步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才能更加丰满和全面。

　　人的尊严没有历史限制，关照历史形象在今天的时代中的尊严，让秦桧艺术化地“站起来”，是对现代社会个体尊严文化的滋养。毕竟，与秦桧形象几百年受辱相应的，是中国人动辄被迫下跪与跪姿中受罚的被侮辱命运同样持久。所以，秦桧“站起来”的艺术展现，并不是要改变西湖边的作为历史文物的跪像，而是提醒我们在观念和历史意识中让所有中国人站起来，只有这样，在民族大写的我“站起来”后，小写中国人的“直立过程”才能在每一个细节上全部实现。(